美国为什么衰败？
一个文明和国家的兴衰存亡，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这个文明和国家的理性生命力，即这种文化和国家的主体意识是否能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继续有效地指导这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和竞争。
在人类理性主导下的社会运行和文明运行的初级阶段，或者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崛起和上升的阶段，人类理性本身所具有的活力更足，与外部世界更保持一种积极互动的态势，因而在这一阶段上，一般较少会发生主体意识、主流价值观的解体和死锁，也较难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的矛盾冲突。这一阶段的社会和文化冲突，其性质大多是新、旧两种理性和价值观的并立和取代，而非一种失去了理性活力的矛盾双方的对抗。
人类进入理性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或者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相对稳定期以后，特别是进入鼎盛期和守成期之后，各种固有的体制、机制和意识形态开始向老化、保守甚至僵化的方向发展，人类理性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不能够有效而准确地指导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产生积弊和矛盾冲突。特别是那些大国和强国，在其进入守成期以后，为了保持已取得的既得利益，往往以牺牲进一步的发展进步为代价，以追求暂时性的静态稳定为主导，而使这些大国和强国陷入了一种理性死锁和内耗困境之中。此时爆发的社会和文化冲突，一般都是已经失去了活力的两种或多种矛盾的对抗，而很难出现一种新力量和新文明的推动。
当这些失去了理性竞争活力的矛盾对抗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导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性主体和文化主体的全面瘫痪，这个国家和地区由此就会进入一个“帝国思维”的时代“帝国思维”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是非理性在理性时代的替代产物。它是一种建立在虚幻思维和惰性思维、恐惧心理和贪婪心理、麻痹状态和神经状态之上的扭曲的、缺乏想象力的僵化思维。这种“帝国思维”表现为过度追求稳定、和平与舒适，从而变得没有目标、没有动力，也失去了应变能力。
“帝国思维”对内的表现是，一方面，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和权力集团都把自己的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都害怕进行任何触及本集团的利益和权力的变革，社会陷入一种“寡头政治”的困境，社会整体处于缺乏活力的守成状态，以致任何变革的推动力和创新的推动力都受到阻滞和压抑。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内部出现一种在恐惧心理、功利心理支配下的“犬儒化”和道德败坏的状态，人们只图在自己的小圈子和小天地里过安逸的生活，对于社会的和国家的前途则不关心。
“帝国思维”对外则表现为，一方面对社会外部的各种潜在威胁和挑战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因为要维持既得的霸主地位，而对外追求帝国的扩张，甚至不惜穷兵黩武。这样一种“帝国思维”的社会必然因为内部的“犬儒化”、集团化和外部的战争化、穷兵黩武化，而最终走向衰败。